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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 整理自天下雜誌200404
邵樓（Saul J.）最近在《Harper's》雜誌，發表一篇引起廣泛討論的文章中，預測全球化已經崩潰。
西班牙在馬德里火車爆炸死傷數千人後第三天舉行大選，社會黨掌握國會大多數席位後，取代原來的執政者保守黨，總理當選人扎帕德羅立即宣布，將把西班牙軍隊退出伊拉克，除非美國將駐伊拉克軍隊交付聯合國。這舉措象徵著最支持美國的歐洲盟邦轉向，也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潮流，澆上一盆冷水。
□ 反對「暴政」
近年來，全球化聲浪高漲，倡導國家邊界泯滅，全球成為一體，政府變成虛擬政府，國家成為虛擬國家。貧窮國家充滿機會，可以迎頭趕上，擺脫百世貧窮的惡夢。
但是十幾年下來，世界貧富差距大增，全球有十億人口，有人每天只靠一美元生活，歐美國家失業人士極端不滿。尤其對小國來說，全球化有如獨裁者，他們強調你必須要全球化，否則就死路一條，有如獨裁暴政。
儘管批評全球化潮流不斷，卻很少有人敢預測全球化已經崩潰，在最近的《Harper's》雜誌，有篇文章引起廣泛討論，作者為加拿大籍專欄作家邵樓（John Saul）。邵樓曾經獲得多項文學獎，並有多本書談到企業責任與道德。他認為全球化實際上已經崩潰，未來所興起的新國家主義，將引發另一波世局動盪。政府必須更注重國內人民整體福祉，而不只是企業競爭力，尤其是資本家的福祉。
邵樓文章立論獨特。他從歷史歸納，任何經濟大趨勢，很少會持續三十年，如果結合科技創新和政治變遷，頂多五十年。如一九二九年美國經濟大蕭條前，盛行一時的市場開放論是從十九世紀末開始。共產主義結合宗教、經濟和全球主義，在蘇俄也不過只有七十年，在中歐只有四十五年，凱因斯理論從一九二九年後到二次世界大戰後，也不過只有四十五年。
大部份專家認為，全球化趨勢應始自一九九○年代初期，世界市場整合，企業外包工作到亞洲（尤其是印度和中國），也不過十餘年，還沒有達到三十年。但是邵樓卻認為全球化應該從一九七一年開始算起，到現在已經超過三十年，那年，一群歐美大企業負責人在瑞士迪佛斯城，舉行世界經濟高峰會議，他們確定企業競爭力和開放貿易將帶來龐大公共利益，因此前兩項課題應該為各國政府優先採行的政策。這是首次世界領導人一致的共識，企業利益應凌駕公共利益。
一九七四年世界六強，（美英法義德日），現已增加到八強（俄羅斯、歐盟），領導人開始集會商討跨國經濟政策，如匯率協調、市場開放、技術交流等，全球化逐漸成型。
當時中東石油危機剛過，全世界陷於經濟蕭條與通貨膨脹，是最痛苦的時刻，經濟學家束手無策，政治領導人限於僵局。各種主義都漏洞百出，乏人信任。最後連歐洲較照顧中低階級的社會民主黨，都必須臣服在此之下，把自己領導權拱手讓人。
邵樓歸納，全球化最主要建構者是一群資深教授、企業顧問和投資基金經理人。他們精於建構理論，輔以佐證。他們周遊各國，說服企業及國家領導人採行他們的主張，市場必須自由開放，企業規模必須大，自己不能做的，趕緊購併他人。「你如果看穿了，他們只不過是私人企業裡的官僚而已。和政府官僚同樣，沒有創見，只是隨機起舞，」邵樓說。
八○年代開始，有英國總理柴契爾、美國總統雷根的公營事業民營化，解除銀行、保險、航空等各項管制，台灣也在這時搭上國際化、自由化、民營化列車，進行各種改革，徹底改變台灣經濟面貌。九○年代有新經濟開始，更使全球化火上添油。
但是從二十世紀末期，很多國家已經看出全球化對小國的不利。甚至連進步的小國都深受威脅。
一九八○年中，紐西蘭選出的政府最先擁抱全球化，但一九九九年紐西蘭大選，選民認為經過十幾年來的全球化洗禮，發現他們珍貴的土地被外國人買去，公司也被重整合併，年輕專業人士出走，於是當年選民選出主張市場有限度干預的政府。
對國際熱錢到處流滾，常妨礙小國的金融正常運作。很多國家已經默默在做一些法令規範，保護自己國家的金融體系。澳洲準備銀行理事長麥克法蘭說，「大部份觀察家已經做出結論，現行這種國際金融市場操作方式有問題，必須做出改變。」
最著名反全球化的國家，屬於馬來西亞。總理馬哈地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時，片面宣布馬幣退出國際貨幣市場，大幅貶值，以利出口，並且凍結資金移往國外。
中南美洲國家經歷二十幾年的自由化、開放市場，大部份國家經濟成長率還不如七○年代。新上任的巴西總統魯拉提出的新經濟計劃中，仍然保有很多國營事業，市場也不完全開放。
在政治和人權領域內，國家主義更漠視全球化潮流。俄羅斯總理普亭可以逮捕第一大石油公司董事長，縱使他一直呼籲國際援救。南斯拉夫種族衝突，經過國際通過的和平條約，交戰幾方仍拒而不守，三十萬人死亡。非洲盧安達境內五十萬人慘被滅種。「這麼多國家各走各的，怎麼可能說是全球化呢？『所謂全球化』根本不能再說是全球化，」邵樓說。
對全球化質疑的人士，已經不是失業者、左派。一些鼓吹企業競爭力的商學院教授，也在實地研究非洲和拉丁美洲情況後，主張全球化應該有實際且適合每個國家發展階段的模式，不能一律套用自由市場和開放經濟理論。
哈佛大學教授史考特研究，英國在一八四○年才開始採取自由貿易，當時英國已經是世界霸權，在各洲都享有殖民地，但是為了保護國內新興產業，仍然採取很多限制進口政策。美國從建國開始到一九四○年，幾乎兩百年都沒有自由貿易，「自由貿易是富有國家的正確模式，因為它可以讓人自由追尋明天的市場機會，」史考特說。
在大幅打開門戶之前，很多研究者發現，唯有強有力的政府，能夠制訂完善法律、執行法律，去除黑金才能迎接全球化的果實。「民主並不能保證人民收穫他們的努力成果，」他說。
□ 經濟不能決定文明
在沒有完備法令之下的開放公營事業、開放市場，只是使既得利益更能利用特權，增加財富。
很多對全球化質疑的人士，不但舉實際各國例子，發現全球化並不嘉惠全球，而且也已發展出各種理論反全球化。
其中，最具說服力的是，我們不能用經濟理論（全球化）來決定文明的方向，尤其是經濟決定論。歷年來，歷史演變都由軍事、技術、發明所改變，例如工業革命、汽車與電力的發明，促使人類文明重大改變，而不是空洞的全球化理論，「我們怎麼可能讓我們的命運，由一群企管顧問、教授和基金經理人決定呢？」邵樓說，「這與基本民主背道而馳。」
全球化更遵從單一論點，他們信從落後國家在經濟和社會上，必須置之死地，而後才能乾淨而健康地重生。例如，亞洲金融危機時，國際貨幣基金逼著越南以種植咖啡來代替稻米，以獲得更多的利潤，改善國家經濟，不但在經濟上沒有獲益，更摧毀越南固有社會及歷史結構。
他們堅持僵硬教條，卻對企業責任與倫理著墨不多，例如不開放自由貿易就是落伍，公營事業不民營化，就是保護既得利益。但是對美國第七大企業安隆破產案、世界通訊破產案、安得森會計師事務所做假帳案，卻少有全球化學者出面，提出如何提振人們對企業的信心。
尤其全球化風潮下，企業領導人為了追求股東利潤，必須四處找尋低工資國家生產，忽視對本地的責任。因此可以合理化自己的高薪，一九七○年到一九九五年美國企業從三十倍到四百五十倍，也引發開發中國家效尤，一家南非銀行為了減低服務成本，去除行內的一百萬個帳戶，大部份為低收入的黑人，他們難道沒有對地方、對社區有責任嗎？
全球化所鼓吹的自由貿易、自由投資，原本是要增加人們的選擇，但是事實證明，全球化模式僵硬，不是以低工資贏取大企業訂單，增加就業機會，就是以解除管制，讓行業自由競爭，但是大者恆大，淘汰了中小企業，消費者反而減少選擇。如美國沃爾瑪淘汰掉小零售商，「企業就是以擴展市場，限制人們選擇，追求最大利益，」邵樓說。
連一些企業領導人也開始探討，行業自由化是否真能嘉惠該行業。例如美國航空業六十年來，一直穩定成長，利潤也很好，但是解除管制後，不但一家一家大航空公司申請破產，例如聯合航空、環球航空，現在美國航空業，只靠小航空公司如西南航空等，賺錢支撐產業的獲利。這裡面牽涉到每個產業結構，航空業和鞋業或電話業不同，它必須大資本投資，每架飛機一億美元，卻要靠一百元的機票累積起來。需要在一個穩定的環境裡才能成長，才能獲利，也需要長期公共管制。
□ 政府缺席不可
全球化裡提倡政府減少干預，成為虛擬國家、虛擬政府。關切國家及政府角色的學者，紛紛不以為然。哈佛大學教授史考特認為，近代經濟得以發展完備，是靠歐洲以國家取代封建社會，國家政府保障土地所有權，建立基礎建設，道路、港灣，以削減運輸成本。更重要的是，政府制訂法律，保障經濟自由競爭，「民主的政府，並不能保障人民能收獲耕種的果實，」史考特說，「只有負責任的政府才可以。」
國家出現危機時，也是政府出面解決，而不是企業。例如馬哈地以自己的方法，而不是國際基金貨幣的意見，解決了馬來西亞金融危機。兩年後，國際金融界眼看馬來西亞經濟逐漸復甦，又將馬來西亞納入國際證券指數機制，一九九九年全球經濟高峰會議，還邀請馬哈地演講馬國復甦經驗。「雖然是國際金融危機，對馬來西亞來說，不只是經濟問題，而是政治問題，需要政治方法解決，」馬哈地說。
一些學者更指出，美國世貿大樓九一一驚爆後，企業馬上縮減支出，縮小規模，停止投資，加速經濟緊縮，使景氣跌入谷底，企業家不再登高一呼，扮演世界領導者。而是總統、總理、財政部長、中央銀行總裁聚集商量，如何刺激景氣，鼓勵投資，「國家政府取回領導權和行動權，企業總裁回復傳統的反應者角色，」一位專欄作者指出。
新國家主義有很多值得憂慮之事，例如歐洲普遍懼怕全球化帶來的移民潮，不但奧地利新總理海德，以禁止移民為競選主張而當選，義大利三黨聯合執政中，其中一個黨是墨索里尼的老黨。
大部份人對現在這種五花八門變化，感到不安，但改變本身就會帶來不安，政府必須以公共利益為依歸，而不是以少數鼓吹全球化的人士意見為依歸。長久的貧富差距必將造成社會問題、世界問題，富人也會活得不安心，不安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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