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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基督新教」與「資本主義」之間具有密切的關連，是韋伯當時學界的「共識」，韋伯也未置疑，在1920年版的《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一書結尾中，他明白表示要論述：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，以及構成現代文化成分之一的「以職業觀念為基礎的理性生活經營」，是由基督教的禁欲精神所孕育出來。
亦即要證明的是：(1)為什麼新教徒乃至清教徒「想要成為職業人」；(2)這種源於宗教上的禁欲的「倫理」，如何塑造出「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」這個「龐大的宇宙」、如何孕生「經濟上的禁欲」或「以職業觀念為基礎的理性生活經營」；(3)這種「經濟秩序」由於建立在「機械性的基礎」上，而變成一種驅動裝置式的「強大的宇宙」，迫使每一個人（不僅是直接參與經濟營生者）「必須是職業人」時，他對我們每一個人、乃至現代文化的整個命運的決定性影響。
重要的是，韋伯試圖藉由這樣的一項學術性的研究，提醒我們：「必須是職業人」乃是我們的文化時代中的每一個人的「命運」，必須正視此一命運的嚴峻面貌，才能作我們自己命運的主人。清教徒出於宗教的動機而主動地「想要」成為職業人，但如今，由於資本主義的大獲全勝，這種支撐的「禁欲」精神已消失無蹤，我們卻被迫「必須是職業人」。因此，本書是一部韋伯在關心「現代文化人的命運」之下，以科學的方式，試圖透過對現代文化發展方向的「見證」去影響時代的著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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